一九二七年九月，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部队进攻受挫，余部沿罗霄山脉中段向南转移。要在山里落脚，第一件事不是打仗，而是摸清这片山地原本由谁当家。 答案在茨坪、茅坪一带。那里早有两位本地武装首领：王佐与袁文才。两人换过帖，是结拜兄弟，各自带着一百六十人上下，互不统属。王佐的人马占住山脊高处，地形险要，从军事上看更占优势；袁文才的队伍驻在山北麓，靠着几条通往县城的山路，与外界打交道更多。 所以起义队伍到了宁冈附近，最先接触的是袁文才。这个顺序不是偶然。外来的部队要在陌生山地站住脚，粮食、向导、落脚点，样样都离不开本地人。袁文才愿意谈，也愿意让，随后又出面说服王佐。两支武装先后接受改编，井冈山才从几股散兵游勇汇聚成一块根据地。 一九二八年四月，朱德、陈毅带着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上山，与毛泽东的队伍会合。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，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，下辖几个团。本地武装被编为第三十二团，袁文才当团长，王佐任副团长。从这一刻起，两人的上下级关系就明确了。 这个团长职务，分量不轻。红四军是当时各路红军里最能打的主力之一，后来发展成红一军团。早期在这支部队里带过一个团，等于在建军史上留下了一个坐标。一九五五年授衔时，评审最看重的正是这一类建军与创建根据地的原始履历。 队伍上山之后，第三十二团承担的活儿并不轻。黄洋界、朱砂冲、八面山、双马石、桐木岭这五处哨口要常年有人驻守，修工事、埋竹钉、背粮上山，靠的都是本地战士。一九二八年八月，国民党军趁主力外出、根据地空虚，从黄洋界方向偷袭。守哨口的不足一个营，凭地形和群众支援硬把对方挡了回去。那一仗后来被写进词里，出了名，可当时在阵地上搬石头、送弹药的，多是三十二团的人。 还有圩场。山里缺盐、缺布、缺药，山下的集市就是命脉。袁文才在宁冈一带人熟地熟，能跟商贩搭话，也能跟地方士绅周旋。红军能在封锁中撑住，靠的就是这些不起眼的渠道。打仗在明面上，筹粮筹款在暗地里，两者缺一不可。 两个人的脾气也不同。袁文才读过几年书，会算账，办事讲分寸；王佐裁缝出身，性子直，讲义气，带兵靠敢打敢拼和弟兄情分。队伍里的事，袁文才多周旋，王佐多冲杀。这种搭配在山区管用，可一旦进入正规军的编制与纪律体系，两人的适应速度就不一样了。 袁文才还有一层别人替代不了的功劳：他是接纳这支外来队伍上山的主要对接人。一九二七年秋天，如果没有他点头，队伍未必能留在井冈山；没有井冈山这块落脚地，后面许多事都无从谈起。历史地位往往就是这样定下来的，不在于后来官做多大，而在于某个关键节点上，谁站在了哪 一九三三年五月六日，天刚蒙蒙亮，湖北鹤峰洞长湾的一条山道上响起了密集枪声。队伍被叛徒出卖，驻地遭到包围，带队的中年女子腿部中弹，腹部又连中两枪，倒在了血泊里。 她把一个布包塞给身边七岁的男孩，包里是两枚金戒指和五块银元。她只来得及留下一句话：去找大舅，投奔红军。 这个男孩叫向轩。从这一天起，他的军龄开始计算，也从此成了全军年龄最小的红军战士之一。 要弄清这个孩子的来历，得从他的母亲说起。 一九二六年三月，湖南桑植洪家关一户农家添了个男婴。孩子出生那天上午，舅舅贺龙高兴得朝天放了两枪，又把他抱起来亲了一下。这个婴儿就是向轩。贺满姑是他的母亲，也是贺龙的五妹；父亲向生辉则是个本分农民。 贺满姑不是普通的乡下妇人。二十年代的湘西，她跟姐姐贺英一起在桑植发动群众、拉起武装，打土豪、烧地契，声势不小。她双手使枪，在敌人那边落下个"双枪女英雄"的名号。后来这支队伍被编进地方支队，贺英当司令，贺满姑任支队长。桑植起义爆发后，姐妹俩把手里的武装全部交给贺龙，编入工农革命军。 一九二八年，贺龙带主力东出石门，桑植只留下贺满姑这一摊人马，很快就被敌人盯上。敌军出动一个团偷袭驻地，突围中她落入敌手，两岁多的向轩和哥哥、妹妹也一同被关押。 敌人用尽酷刑，逼她说出贺英、贺龙的下落。她始终没有开口，直到最后也没有吐露半个字。敌人用凌迟的手段杀害了她，那一年她三十岁。行刑当晚，头颅被砍下挂在城门示众，几百名乡亲趁夜冒险出动，把遗体抢回来，葬在城郊。 湘鄂边这一带，山高林密，队伍来来去去，群众基础却一直没断。贺英带着游击队在这一片坚持了好几年，靠的是熟人、山路和一声招呼就能聚起来的乡亲。向轩后来能活下来，也沾了这层关系——敌人搜山，总有百姓愿意把一个小孩子藏起来。 贺英在这一带的名声，不比贺龙小。她原本也是农家女子，大革命风潮起来后，带头放脚、剪发、办农会，后来拉起队伍，打过几次漂亮的伏击。敌人悬赏捉她，她带着人钻山洞、住岩洞，几年都没被抓住。 贺英得知消息后，四处托关系、重金买通狱卒，把向轩兄妹三人从牢里救了出来。从那以后，向轩跟着大姨生活，平日喊她妈妈。贺英自己没有儿女，把这个外甥当亲生儿子养。战斗间隙，她手把手教他打枪，只是平时枪支都收得严实，只有打靶才让他碰，怕小孩子出事。